他，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他，烈士之子，經歷了黑暗動蕩、孤苦無依的童年，一路坎坷，在黑暗中追尋光明的方向，為自己確立了一生奮斗的目標……

　　他，選擇在壯年時期從城市到大山深處，與戰友們克服極其艱苦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只為研究出中國自主研發生產的核潛艇；功成名就時、卻在本可以休息時又當起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商用核電站的奠基人。

　　他，在生命最后的時光里依然說：“只要祖國需要，我愿意貢獻一切！”

　　他就是被中宣部追授“時代楷模”稱號的彭士祿。

　　“當總工，主參數一定要自己算”

　　回憶自己的一生，彭士祿曾這樣感慨：“我這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青年時代的彭士祿也許并沒有想過自己會與核事業相伴終生，更沒有想到他會對這份事業愛得如此深沉。

　　1954年，美國核潛艇試驗成功，核潛艇以其常規潛艇無法比擬的強隱蔽性、強機動性、航行速度快、活動范圍廣、續航能力大等巨大優勢轟動了全世界。放眼國際，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核技術和核武器都在迅速發展，但我國直到1954年才采集到第一塊鈾礦石。在“二五”計劃中，我國將原子能工業列入第一項重點任務，并于1956年成立了原子能事業部。1958年6月，聶榮臻向毛澤東提交了《關于開展研制導彈原子潛艇的報告》，將核潛艇研究列入中央專委的重點項目。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面對核潛艇技術學習與轉讓的孤立局面，毛澤東曾這樣堅定地指示。

　　那時，大部分研究人員并沒有見過核潛艇，掌握的研究資料實在太少。當時，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百廢待興，實在難以負擔這么多國防尖端工程，中央決定先攻克原子彈和核導彈，核潛艇列入調整項目，只保留少數骨干力量研究核動力裝置的核心項目。當羅布泊邊原子彈成功爆破的消息傳來時，彭士祿知道，他和團隊上場的時候到來了！

　　1965年，中央專門委員會批準正式研制核潛艇。

　　為了核潛艇能一次建造成功，必須先建一個環境條件一模一樣的陸上模式堆進行模擬試驗。于是，科技人才們從祖國四面八方匯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處的一個代號叫“909”的基地，彭士祿也是這幫“搞水電的”其中一員。此時的他，已由那個孤苦無依的小小少年成長為大國頂尖的技術負責人。

　　在四川建設陸上模式堆的那段時間里，彭士祿主要負責第一代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設計、試驗、建設工作。核潛艇技術極為復雜，全艇設備、儀表、附件達2600多項，4.6萬多臺件，電纜總長90余公里，管道總長30余公里。基地沒有大型計算機，憑借少量的手搖計算器和普遍使用的計算尺、甚至算盤，團隊算出了海量的數據。有不少人勞累過度，使用手搖計算器累得胳膊都紅腫了。而一些大型數據的計算，只有連夜去到擁有大型計算機的單位排隊掛號計算。

　　起初，是否應在陸上建造模式堆也引起了爭議。反對的人認為，建造模式堆會將成本提高 50%，還推遲了核潛艇下水的時間。彭士祿等支持陸上模式堆的專家認為，直接裝艇風險太大，即便不出問題，換裝也很不方便。另外，模式堆并不是試驗完就報廢，還是具有長遠意義。爭議過后，周恩來和聶榮臻表態，必須建立陸上模式堆。

　　1970年7月25日，反應堆開始提升功率，每升一步，不確定因素和險情就越多，而彭士祿卻在過程中多次拍板，推進試驗進程。

　　因為敢拿主意，彭士祿得了個外號叫“彭拍板”。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原總設計師黃士鑒對彭拍板有過這樣的描述：“彭部長有一點很有意思，主要的參數，他都去自己算。”

　　彭士祿曾這樣講述自己的拍板與改錯。“科技人員最珍惜時間，時間是生命，是效益，是財富。有些問題只有趕快定下來，通過實踐再看看，錯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這比無休止的爭論要高效得多。”

　　因而他總結道：“不怕拍板，不怕拍錯板，因為拍錯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不過，彭士祿曾這樣表達過，之所以敢拍板，也是因為心中有數。“當總工，主參數一定要自己算。”

　　1970年8月30日，陸上模式堆達到滿功率，證明了彭士祿的判斷是正確的。當天下午6點半，指揮長在廣播里顫抖著聲音宣布，反應堆功率達到了99%。彭士祿興奮地像個大孩子一樣跳起來！而為了順利完成試驗，在最后的關鍵期，他卻連續五天五夜沒有合眼睡一個好覺了。

　　1974年，在后續核潛艇進行調試工作階段，彭士祿感到一陣陣劇烈的胃痛，醫生診斷為急性胃穿孔，還發現了一個沒有治療自愈的孔洞。經過手術，彭士祿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這是難以想象的自制力與忍耐力，而彭士祿卻說：“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1970年12月26日， 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潛艇成功下水，成為繼“兩彈一星”后的又一國之重器、國之利器，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1974年8月1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被命名為“長征一號”，正式編入海軍戰斗序列。2014年7月，“長征一號”在完成歷史使命后光榮退役，現存于山東青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博物館。

　　彭士祿（中）在秦山二期現場

　　“國家的錢怎么能不算呢？”

　　兩次出征，皆是拓荒。彭士祿走出大山，又踏上新征程。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能源緊缺，電力經常“停三開四”。1982年，國家決定在廣東引進國外技術設備，建造中國大陸第一座大型商用核電站項目，并成立廣東核電建設指揮部，彭士祿再次披掛上陣，被任命為總指揮。將核能不僅用于軍事，還用于服務社會、實現和平利用核能，這是彭士祿等一代核動力學家的畢生理想。

　　1983年，年近花甲的彭士祿帶領參與過核潛艇工程的10名技術骨干來到廣東，在不到15平方米的蛇口招商局房間里，廢寢忘食。彭士祿的侄女彭伊娜向記者回憶一次看望伯父的場景：“我見他把圖紙鋪在地上鉆研，問他這樣是做什么。”

　　他回答，我在算進度和算錢。我笑他你怎么還算起錢來了。結果他說：“我提早一天完成廣東核電站，就能給國家省100萬美元的利息，國家的錢怎么能不算呢。”

　　盡快引進國外大型核電站技術選型，完成建設核電站統籌計劃進度表，與香港中電合營投資方談判，與德法等國供貨商商談，在廣東省內大鵬、大亞灣、深圳、惠陽等地進行選址考察，到北京向國務院及相關部門匯報……中國商用核電站的誕生與起步就是這樣千頭萬緒，一步一點都馬虎不得。靠著團隊強大的協作能力和前瞻性的眼光與決策，僅用一年多時間，彭士祿團隊就超常規完成了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前期繁重復雜的“四通一平”工程。

　　1986年，彭士祿又成為秦山二期核電站的首任董事長，將滿腔熱情又投入到火熱的中國核電國產化建設中。他充分運用了在大亞灣核電站建設過程中積攢起來的經驗，計算出了60萬千瓦核電站的主要參數和技術、經濟數據，并編制出了“一級進度表”，令不少外國專家嘆為觀止。

　　據秦山二期核電站第一任總經理于洪福回憶，彭士祿在秦山二期任董事長期間有三大貢獻：一是選點，確定了在楊柳山建設秦山二期；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會制度；三是進行了初步設計，親自計算了核電站主參數，為秦山二期的創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彭士祿還將敢“拍板”的精神帶到了核電建設中。秦山二期核電站建設時期，彭士祿決定將“招投標制”引入工程建設。彼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很多人頭腦中都有計劃經濟的框框，爭論很厲害。最后還是彭士祿拍板，堅持招投標制，大膽邁出了第一步。

　　“在大部分人還習慣在計劃經濟的時候，作為一個部級領導，能堅持招投標這樣的理念確實需要有勇氣和膽量。”中核集團科技委前常委、核電資深專家張祿慶回憶說。

　　當時雖然遇到了很大阻力，但因為彭士祿的堅持，最后秦山二期的設備訂貨、設計工程全部實行了招投標制。而歷史證明，工程招投標趨勢是一種必然，彭士祿走在了前面。

　　“只要祖國需要！”

　　翻閱和查看彭士祿生前的視頻、照片，人們會發現這位老人總是樂呵呵的。舒展而又知足的親切笑容很難讓人把開朗的彭士祿與他曾經經歷過的苦難聯系起來。殊不知，身為烈士之子，兒時的彭士祿沒有享受過一天孩童應有的快樂。

　　黑暗與逃難，幾乎是彭士祿童年的全部。

　　1991年，66歲的彭士祿和同事們出差順便來到曾關押過他的汕頭石炮臺監獄遺址。他說，我小時候待的那個房間里，能通過一個小射擊孔看到大海。大家根據他的描述一個個去找，終于在整個監獄的最深處找到了那間陰暗潮濕，曾經關押著小彭士祿的房間。彭士祿來到這個曾經熟悉又恐懼的小屋里，一下子就哭了。“你們不知道，我在這里挨了多少個耳光。手被綁住，整個人吊起來挨打，就是為了讓我親口承認我是彭湃的兒子。”

　　彭湃、彭絳人、彭士祿三人合影，彭湃親題“彭湃及他的小乖乖”

　　“一個漆黑的夜里，奶媽背著我逃難。”這幾乎是彭士祿對人生最早的記憶。1925年，彭士祿出生在海豐縣。彭士祿對父母并沒有太多印象，只有一張與父親和哥哥的合影。照片上有父親親手寫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一九二六·二·二二”。1928年，在彭士祿3歲時，母親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義；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高唱《國際歌》慷慨赴死。那一年，成了孤兒的彭士祿年僅4歲。

　　在生前的自述中，彭士祿回憶成為孤兒后的經歷：“奶媽背著我東逃西藏。不久，我被轉移到潮州一帶，開始過著姓‘百家姓’的生活。我有20多個‘爸’‘媽’，他們都是貧苦善良的農民，對我特別厚愛。平時他們吃不飽，我吃得飽；逢年過節難得有點魚肉，我吃肉，他們啃骨頭。最后，我住在紅軍哥哥陳永俊家，我叫他母親潘舜貞‘姑媽’，還有姐姐，我們三個相依為命，過著貧寒生活。”

　　1933年，8歲的彭士祿和撫養他的姑媽遭叛徒出賣，被關進潮安縣監獄女牢房。在陰森恐怖的牢房里，吃的飯里有蟲子，身上爬的有虱子，敵人不僅逼供讓他承認自己的身世，還給姑媽潘舜貞上酷刑。年幼的彭士祿目睹了潘舜貞被倒掛著吊起來灌辣椒水，但她寧可被殺頭，也不供認他是彭湃的兒子……后來幾年，小小年紀的彭士祿在牢獄中度過了許多備受折磨的日子，幾出幾入，最終在祖母周鳳的周折營救下出獄了。當年，那個只有 10歲、已經被折磨得雙腿無法走路的孩子，硬是一路順著鐵路軌道爬了十幾公里，膝蓋爬得全部都是血，才終于爬回了潮安姑媽的家里……1940年，周恩來終于找到了彭士祿，他見到彭士祿的第一句話就說：孩子，終于找到了你！自此，一直飄落無根的彭士祿來到了延安，他的天空終于晴朗了。此后，彭士祿在延安學習和工作。

　　1951年，彭士祿通過考試選拔，憑借優異成績被選派留學蘇聯。

　　也就是在留學蘇聯期間，他與相守一生的愛人馬淑英相遇相知，更經歷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擇——改行學習核動力專業。而這次改變，是彭士祿人生中第一次“為國改行”，也奠定了他為國奉獻一生的人生底色。

　　1956年，獲得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的彭士祿正準備畢業，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陳賡訪蘇。陳賡問彭士祿：“愿意改行嗎？”彭士祿毫不遲疑地回答：“當然愿意，只要祖國需要！”其實，彭士祿本在化工機械專業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放棄未免可惜。

　　但他深知，新中國成立不久，只有培養了核專業人才，才能建立中國自己的核事業，才能避免走“落后就要挨打”的老路子。彭士祿不愿意放棄第一次回報國家和人民的機會，未經深思熟慮就欣然答應。

　　就這樣，彭士祿又被送到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核動力專業，兩年苦讀后，直到1958年4月以優異成績學成回國。

　　“現在的生活多好啊！”

　　“爺爺奶奶是為了革命事業、勞苦大眾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奉獻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父親是為了祖國的建設事業奉獻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才華。因此，面對榮譽，他格外淡泊。他常說，工作的事情要格外認真，而其他的事情越糊涂越好。2017年，我告訴他，他獲得了何梁何利基金最高獎項‘科學與技術成就獎’時，他的反應很平淡，很快決定將100萬港元的獎金全部捐獻出去，獎勵在核動力領域作出重要創新成就的年輕人。”女兒彭潔向記者這樣表達父親彭士祿的淡泊名利和他對如何傳承爺爺彭湃革命精神的理解。

　　“我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彭士祿耕耘一生，只為報恩，他從未忘記親同家人的潮汕人民。當彭士祿已經是頂尖的專家時，不忘給兒時養過他的人們寄錢，包括祖母、姑媽潘舜貞和岳父岳母等等。“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價才保護下來的呀！我對人民永遠感到內疚，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報他們待我的恩情。”

　　在工作中，彭士祿不僅熱愛工作，更關心與他一起為核事業奮斗的伙伴們。彭士祿常和部下、同事們一起分享煙酒茶，年輕于他的同事也被他親切地稱作“小老弟”。

　　對于年輕部下和核電人，彭士祿格外關心他們的進步與生活安定。

　　在論證核潛艇工程項目時，由于我國在核潛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識近乎為零，不得不靠“自教自學”。研究室多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而且都不是核專業，彭士祿就和其他幾位留蘇的同事當起了老師，開設了反應堆等五門專業課。

　　研究室大多數人只會俄語不會英語，外文資料又大多為英文，于是他組織大家開始英語學習。來到四川深山里建立陸上模式堆基地時期，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非常艱苦，連喝的水都要先用明礬過濾。

　　吃野菜、睡木板，住在河泥與鵝卵石壘起來的“干打壘”里。無論吃了什么樣的苦，有什么樣的遭遇，彭士祿都不言說，只是鼓勵著身邊的同事們朝著困難前進，專心搞好眼前工作。

　　生活中的彭士祿豪氣開朗，年長后的他更似老頑童。在家里，彭士祿有很多綽號，彭老乖、彭老帥、彭老賴、彭老六……“他說他最喜歡彭老賴這個外號了，因為耍賴可以不吃虧。”談起父親的幽默，彭潔忍不住笑起來。“我問他，你怎么每天都那么樂呵呵的，有那么多高興事嗎？”彭士祿這樣回答女兒：“現在的生活多好啊！”連照顧他的護工都被他的精氣神所感染：“和彭爺爺相處太快樂了！”

　　2005年之后，他的身體情況已經不如從前，出門得靠輪椅。在病房度過的最后幾年時光里，彭士祿仍然不忘心愛的核事業與大海。

　　病房里海軍贈送的一頂繡著核潛艇圖案的帽子，彭士祿最為珍愛。天一涼他就戴著。彭潔說，對核潛艇的熱愛已融入父親的血液里。

　　2021年3月22日中午，彭士祿在京逝世，享年 96 歲。彭潔回憶父親彭士祿這樣交代自己的后事：不做臨終搶救，后事簡辦，將他和夫人的骨灰一并撒入大海。

　　彭士祿在病房里度過了生命最后幾年時光，他曾經這樣戴上心愛的海軍帽深情敬禮

　　2021年3月30日，一個晴朗的艷陽天，伴隨著《英雄核潛艇》之歌，彭士祿和他的愛人“小瑪莎”（馬淑英在蘇聯留學時的俄語名）的骨灰被撒入渤海灣。追核一生，彭士祿最終和他熱愛的核潛艇相伴，永遠守衛著祖國的大海了。（記者 李夢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