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祿是誰？

　　人今年3月22日，臥病多年的彭士祿安詳地走了，享年96歲。就在此時，很多還不知道他的名字，認不清他的面貌，更不了解他的生平事跡。

　　“我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彭士祿生前曾這樣平淡地說。

　　而彭士祿的一生是真正的傳奇——

　　他是彭湃愛子，是這位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農民運動大王”眼中的“小乖乖”，卻在父母雙雙慷慨就義后，為逃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趕盡殺絕，九死一生。

　　他堪稱國士無雙，是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主持設計建造我國第一座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從無到有成功研制出中國第一艘核潛艇，從國外引進第一座百萬千瓦級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組織自主設計建造了第一座大型商用秦山二期核電站……

　　他深藏功與名，為共和國的核事業“深潛”數十年。雖功勛卓著卻從不愿宣傳自己，將生前最后獲得的百萬獎金全部捐獻；彭士祿從不認可有人稱他為“核潛艇之父”，他說，“頂多算是一顆螺絲釘”……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追授彭士祿同志“時代楷模”稱號的決定中這樣寫道：他“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從百年歷史的褶皺里，從眾人記憶的碎片中，我們試圖用一段段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經歷，拼湊出一幅彭士祿的生動畫像。

　　一個姓“百家姓”的人

　　“在一個漆黑的夜里，奶媽背著自己逃亡。”這是彭士祿人生中最早的記憶。

　　彭士祿的父親彭湃，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他本是出生在廣東潮汕大地主之家的公子哥，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歸國后卻“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帶頭燒了自家田契，帶領貧苦農民翻身求解放，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1929年彭湃在上海與周恩來共同從事地下工作，被叛徒出賣，在上海唱著國際歌慷慨赴死，年僅33歲。他留給次子彭士祿的只有一張模糊不清的合影，照片上有他親手寫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

　　3歲母親犧牲、4歲父親就義，在躲避國民黨反動派追殺的日子里，彭士祿過著“百家姓”的生活，先后有20多位貧苦善良的農民“爸”“媽”冒著殺頭的危險給他打掩護，他們自己吃不飽，也要讓小士祿吃上飯；難得有點魚肉也先給小士祿，寧可自己啃骨頭。共產黨人林甦更是為了保護幼小的彭士祿而壯烈犧牲。

　　由于叛徒出賣，1933年，8歲的彭士祿和相依為命的“姑媽”被捕，被關進潮安縣監獄女牢房。在女牢里，他又見到曾經撫養過他的“山頂阿媽”。這兩位“媽媽”忍受著被倒掛毆打、灌辣椒水的殘酷審訊，寧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認他是彭湃的兒子。牢房里幾百位獄友見他衣衫襤褸破爛，還共同湊錢給他做了新衣裳。

　　幾個月后，小士祿被單獨押至汕頭石炮臺監獄，后又轉押到廣州感化院監獄接受“感化”，不知道挨了多少揍，被打了多少嘴巴，因怕病死獄中而被釋放后，雙腿已經不能行走的他沿著鐵路一路乞討爬到了一個“嬸娘”家。

　　1936年夏天，祖母周鳳才費盡周折找到了孤苦伶仃的小士祿，把他帶到了香港，12歲的小士祿這才第一次讀上了書。

　　轉年抗戰烽煙燃起，在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影響下，彭士祿毅然與堂弟偷偷逃離香港回到廣東惠陽平山，參加抗日游擊縱隊。1940年年底，彭士祿輾轉被送抵革命圣地延安，周恩來見到他的第一句話是，“孩子，我終于找到你了。”彭士祿后來回憶說，“那一刻，我才終于感覺，自己的天亮了”。

　　彭士祿雖姓“彭”，但在他心中自己永遠姓的是“百家姓”。彭士祿的女兒彭潔回憶說，父親經常和他提起，貧苦老百姓所給予他的愛，深深地埋在他心里，植根在他的心中。他老是覺得，自己就是工作一輩子、幾輩子也還不完這個恩情。

　　無產階級革命家彭湃（1896—1929）

　　極端坎坷的童年經歷，磨煉了彭士祿一輩子不怕艱難困苦、樂觀向上的性格。一家7位革命烈士，更給了他要為人民、為祖國奉獻一切的熱血。解放后，當時25歲的彭士祿才意外得到了一張彭湃的清晰照片，照片上的彭湃風華正茂。這是彭士祿第一次看清父親的容貌，彭士祿久久凝視，眼睛泛起淚光，動情地揚起筆尖，用顫抖的右手在相紙背后寫下了幾行字：“這是中國革命英勇的斗士！這是光榮的共產黨員！這是我的爸爸——彭湃同志！”此后，彭士祿把這張照片一直揣在懷中……

　　許多年以后，在離世前的最后的一個生日，彭士祿念念不忘的依舊是他那句最初的誓言，“只要祖國需要，我愿意貢獻一切”。他是彭湃同志的好兒子，他用自己的一生為這句話做了最好的注腳。

　　一個敢于拍板的人

　　“彭拍板”是彭士祿最為親友同事們熟知的綽號，“拍板”也貫穿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1954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潛艇——美國“鸚鵡螺號”下水，震驚了全世界。

　　彭士祿在莫斯科留學時的照片

　　1956年，正在蘇聯求學的彭士祿獲得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準備畢業回國時，陳賡大將與他的一次談話徹底改變了他一生的軌跡——“我當然愿意，只要祖國需要！”已經31歲的彭士祿毫無猶豫做出了決定，改學原子能動力，兩年后，他回國后主持中國核潛艇核動力的論證和前期開發。

　　在美蘇等國核潛艇技術壟斷的復雜國際形勢之下，毛主席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國外資料被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新中國核潛艇從無到有何其艱難。

　　彭士祿帶領的團隊中大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人見過核潛艇，大多數人所學的專業也和核能沒什么關系，對核潛艇建造方面掌握的知識幾乎為零。中國對核潛艇的概念是幾張模糊不清的照片和一個玩具模型，有關的技術資料是僅有的幾本外國出版的核能原理專著。

　　為了培養專業人才，他既是學生也是老師，一邊和相差十多歲的同事一起攻讀英語，鉆研外國專著；一邊親自開設多門專業課，向大家傳授“核知識”。彭士祿說，要腦袋尖、屁股圓，腦袋尖鉆進去，屁股圓能坐得住！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1965年，代號為“09”的中國核潛艇工程上馬。彭士祿帶領著一支幾百人的先遣隊，來到中國大西南峨眉山下，開始秘密研究建設核動力裝置陸上模擬堆和裝配潛艇的藍圖。

　　在這里，他們是一群“搞水電的”神秘人物，和外界聯系的唯一途徑就是“成都291信箱”。半年不見太陽、毒蛇蚊蟲肆虐，吃著地瓜面窩窩頭，拉著計算尺敲算盤，沒日沒夜地計算數據。彭士祿和科研人員計算出了10余萬個數據，建立起中國核動力裝置主要參數的計算方法，成功確定了100多個參數，最終完成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基本設計方案。

　　“彭大膽”“彭拍板”的外號就是這個時候逐漸被人叫響的。當時，研究人員常常為一些工程上的問題陷入激烈爭論。因為時間緊迫，爭論不休的問題最后總是交由彭士祿來拍板、簽字。

　　五年寒暑，彭士祿領軍建造出了1:1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在啟堆試驗之前，他來到北京向周恩來匯報工程進展。時任核潛艇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張金麟回憶說，周總理當時非常認真地聽，問彭士祿啟堆安全性如何，心中有數的彭士祿信心滿滿：“不在話下”。

　　1970年8月30日，作為核潛艇“心臟”的核動力試驗裝置——陸上模式堆成功達到了滿功率。四個月后，我國第一艘核潛艇成功下水，4.6萬個零部件全部實現自主研制，中國成為世界上第5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豪情壯志，新中國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實現了。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發生了怎樣的奇跡才讓這群熱血青年從無到有地搞出了核潛艇？彭士祿曾講過一個自己“拍錯板”的例子，核潛艇上的高溫高壓全密封主泵原先設計采用墊片密封，出廠試驗時不漏，裝到艇上卻不時地出故障。經過討論，眾說紛紜，但彭士祿當即拍板改為“O”形環密封，但結果是故障依舊。彭士祿沒有推卸責任，而是帶人再一次查閱各項參數，發現螺栓的設計強度還有余量，于是加大了預緊力，問題就解決了。這說明了兩個方案都沒有問題，彭士祿又立馬拍板恢復了墊片密封方案。

　　“對了，成績是你們的，錯了，責任是我的。”彭士祿說，“不怕拍板，不怕拍錯板，因為拍錯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1974年8月1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被命名為“長征一號”，正式列入海軍戰斗序列。也是在這一年，彭士祿在工作現場因為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可他說，“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核潛艇成功了，已經年近花甲的彭士祿又一次臨危受命，1983年，彭士祿被任命為大亞灣核電站籌建總指揮，開啟了中國核電事業的拓荒之路。

　　那一年，我國剛剛改革開放不久，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而大亞灣核電站總投資就需要40億美元。既沒有足夠的建設資金，人才技術也是空白，看起來簡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在這一場代表國家的“商業博弈”中，彭士祿又做出了大量新的“拍板”——

　　沒有人才，沒有經驗，就引進國外第三方機構作為顧問監督全流程，沒有資金，就奔波各地創造性地籌集資金，為大亞灣核電站如期快速開展建設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大亞灣建設過程中，彭士祿提出核電建設中的“三大控制”，即投資控制、進度控制、質量控制，在中國核電站建設中獲得廣泛的應用……

　　1987年，大亞灣核電站順利開工，彭士祿又馬不停蹄地趕往下一段征程。當時，他已經被國家委任為秦山二期核電站董事長負責建設中國第一座自行設計、建造的商用核電站。在任秦山二期核電站董事長時，他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會制度……

　　半個多世紀里，屬牛的彭士祿一直保持著一頭拓荒牛的精神，將群體的智慧集成合力，從無到有研發中國第一艘核潛艇；引進消化吸收國際先進經驗，自主研發核心技術，打贏了一場又一場核電領域的攻堅戰，引領我國核電發展走上了快車道。

　　一個明白的“糊涂”人

　　與其說彭士祿是“彭大膽”“彭拍板”，其實更為確切的說，他應該是“彭明白”。在彭士祿同事們的回憶里，有關核工程技術的大事小事，他必須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數，一點兒也不能馬虎。

　　彭士祿的“老戰友”錢覺新一輩子最佩服的人就是彭士祿。“老彭拍板的事情經過實踐驗證總是對的。我曾經問過老彭，你怎么什么都懂啊？老彭哈哈一笑，說人無完人，怎么可能什么都在行，但要懂邏輯思維，我是根據掌握的大量數據做出的判斷。”錢覺新說，彭士祿心里特別明白，他的大腦里掌握著全部的實驗數據，這是他能夠大膽作決定的依據。“回想起跟老彭一起干核潛艇的日子，這輩子，值了！”

　　“我1963年畢業，他第一次見到我，就跟我說：‘小郭，搞核潛艇是我們一生的事業。’”從核潛艇到大亞灣核電站，當年的“小郭”郭天覺是和彭士祿共事時間最長的專家之一。他回憶說，從核電站主要參數到投資方案乃至施工前后的細節，事無巨細，作為總指揮的彭士祿都親力親為，一一研究、核算，大到反應堆，小到一個吊車的進場，他都一筆一劃地記錄在自己的“天書”里。那時沒有計算機，彭士祿的大腦就是一臺超級計算機，里面裝著整個核電站的幾乎所有的數據和細節。郭天覺回憶說，當時參與大亞灣談判和建設的外商都很怕彭士祿，“他太強了，技術和經濟都懂！”

　　但做一個明白人又談何容易？彭士祿自己曾說，要有超前意識，對問題有新思路、新見解。對工程技術能親自計算主要技術經濟數據；對工程進度能說出某年某月應辦哪幾件關鍵事；對技術攻關能親自掛帥出征，出主意，給點子……

　　在另一面，對于功名利祿，名字里有一個“祿”字的彭士祿卻“難得糊涂”。對于晉升提級、漲工資、受獎等，彭士祿說，越糊涂越好。為公明白，為私糊涂，彭士祿一直以此自勉。

　　彭士祿在研究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時的簡陋舊居（《中國報道》記者 王哲 攝）

　　“我們都叫他老彭，從來沒有叫總設計師或者主任這種稱呼，我們都同吃同住，他不搞一點特權，對所有人都沒有架子，幾乎都沒有發過火，總是和顏悅色地講道理，一輩子都不求名利。”當年和彭士祿一起赴蘇留學的工程院院士周永茂如今也已90有余，當年研發核潛艇經歷的點點滴滴依然清晰如昨。

　　在女兒彭潔的童年記憶里，父親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最開始在北京的原子能所，彭士祿一周回家一次；后來到了四川，彭士祿基本常年住在工地，作為總設計師，不過就是住在卵石搭建的幾間平房里；在核電站，彭士祿也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直到晚年，為了照顧二老的生活，女兒彭潔一家才和彭士祿共同生活在一起。對工作要求極高的彭士祿在生活上卻無欲無求，“有間房住，衣服穿、有飯吃，再給點小酒喝，就很知足。”

　　1978年，當他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時，他正在工地上忙碌，對自己是受獎者毫無所知。當聽到自己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時，他很不適應，下意識地說，“我也能得獎？”2017年，彭士祿又把自己在何梁何利基金最高獎（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獲得的100萬港幣獎金全都捐贈出來，為國家培養核事業人才……

　　“凡是公家的事情，例如技術上、工作上的事情必須要明明白白，公私分明，不能糊涂。但凡是對私的事情，例如名譽、職稱、工資等，都是越糊涂越好，不要去追求那么多。”這是彭士祿教育后輩常說的一句話。

　　小時候苦難經歷不可避免地對彭士祿的身體造成了影響，他年輕時多病，卻一直堅持長年累月的超負荷的工作，只有49歲那次胃部手術才勉強休息了一個月。到晚年時，這些疾病開始更嚴重，但臥床許久的彭士祿一點都不糊涂，總是面帶笑容，他的笑容也感染和鼓舞了來看望他的老朋友、同事和下屬們，這是晚年的他留給外界的最深印象。

　　《彭士祿傳》曾記下了這樣一段細節，在病重之時，彭士祿上了鼻飼，身上插了許多管子，孩子問他：“爺爺，您身上插這么多管子干啥呀？”他幽默地回答：“我在充電呢，充了電好過年呀。”

　　“你舍命把核火取來，在深海點燃，而你卻俯首潛行，無聲無憾。”這是彭士祿曾經的秘書葉向東寫在彭士祿悼詞中的一句話。3月30日，在《英雄核潛艇》的歌聲中，彭士祿的骨灰被灑向大海。半個世紀前，也就是在這片海域，中國首艘核潛艇“長征一號”緩緩駛向碧波深處，彭士祿和戰友們凝望大海，盡情歡呼。而現在，彭士祿以另外一種方式永遠守護他所珍愛的祖國的海洋。（記者 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