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祿有兩個外號，一個叫“彭大膽”，一個叫“彭拍板”。

　　他常說，自己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哪一件，他都是敢于先吃螃蟹的人。

　　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昝云龍與彭士祿共事20余年。1983年，彭士祿率領10人專家組南下廣東創業，籌建大亞灣核電站，昝云龍任專家組組長。

　　昝云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面對特別巨大的社會工程時，彭士祿作為一名戰將而不是統帥，考慮問題有時可能不那么面面俱到，但是他會打仗，總是沖鋒陷陣。他是一個講求實際的干事業的人，沒有路也會找出一條路。

　　對此，彭士祿自己的名言是：“不怕別人怎么說，在別人的議論中走自己認為正確的路。”

　　2021年3月22日，96歲的彭士祿去世。3月30日上午八點半，依照他生前遺囑，裝有他和夫人馬淑英骨灰的可降解環保型骨灰壇沉入他多年戰斗過的葫蘆島海域。馬淑英是彭士祿留蘇時的同學，彭士祿一直叫她的俄文名字“瑪莎”。

　　“沒有尾巴好抓、頭發好揪”

　　1956年9月，彭士祿、韓鐸、董茵等五人被選送到莫斯科動力學院，與其他35位蘇聯學生組成特殊班。特殊班共分為四個專業，彭士祿等五名中國學生分在核反應堆等專業。

　　1958年，五名中國學生從蘇聯學成回國，韓鐸夫人董茵被分配在二機部（后改名為核工業部）機關，彭士祿被分配在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

　　這一年年底，中國組建了核動力潛艇工程項目，開始核動力裝置預研。二機部副部長劉杰對原子能所副所長李毅交代任務時說，今后你們原子能所的“能”字就能在搞潛艇核動力的研究設計上。

　　李毅又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彭士祿，任命他為新成立的核動力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沒有主任，彭士祿為負責人，但因級別不夠，只能當副主任。

　　核潛艇在任何國家都是最高機密，當時中國沒有人見過核潛艇實物，最初的資料只有五張模糊不清的照片，以及一位外交官從國外給孩子買回來的一個逼真的核潛艇模型玩具。

　　經過兩年的苦練，彭士祿帶著全室基本過了英語閱讀關，摸清了國外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他還著重抓了兩件事，一是搞調查研究，二是對研究室的年輕人進行培訓。

　　研制第一代核潛艇的四位總師。左起：趙仁愷、彭士祿、黃緯祿、黃旭華

　　“如果沒有對我們這50余人進行培訓，建立一支基礎隊伍，后面的事就只是說說而已。后來的許多事實也說明，彭士祿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所以他才敢于拍板，做決定。他每次拍板心中都是有數的。”第三任中國核潛艇總設計師張金麟告訴《彭士祿傳》作者楊新英。張金麟說，彭士祿也會拍錯板，但他善于團結人，這些人在他身邊給他當參謀助手，對他做的不正確的決定進行修正，再把他的決策推動下去。

　　董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彭士祿與趙仁愷、韓鐸等幾位主要骨干搭檔，前有韓鐸在理論方面替他堵漏洞，后有細致謹慎的趙仁愷在工程方面堵漏洞。

　　要不要建核潛艇陸上模式堆，是核潛艇研制中的一個重大爭論。有人認為建造核動力模式裝置代價高昂，且會推遲潛艇下水時間，不如直接造產品。彭士祿等則堅持，不經過陸上模擬直接裝艇風險太大，而且造陸上模式堆等于造了一座核動力裝置試驗堆，可以培訓人員，花這個錢是“吃小虧占大便宜”。最后，周恩來和聶榮臻表態，陸上模式堆必須建。

　　1965年起，8000軍民陸續來到位于四川大山溝中的“909基地”，建起了中國第一座潛用核動力裝置陸上模式堆。

　　彭士祿擔任了基地的副總工程師。他實際上是基地的技術負責人，擔任“副總工程師”還是因為“級別不夠”。直到1979年，他才被正式任命為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

　　1970年7月18日，陸上模式堆開始啟堆試驗，并逐漸升溫升壓，緩緩提升功率。每提升一檔功率，出現的險情也越多。

　　蒸汽發生器的安全閥出現了漏氣現象。這是設計人員按照常規高壓設備方案設計的，他們覺得應該有這樣一個安全閥，就像高壓鍋蓋子上應該有一個排氣閥一樣。彭士祿則認為，根據熱工計算原理，蒸汽發生器的最高壓力是恒定的，不可能超壓。既然有點漏氣又不好處理，就干脆封死或取消這個安全閥好了。有人說，彭總，你這個膽子也太大了，彭士祿說，騎馬拄拐杖，何必多此一舉呢？

　　模式堆還連續幾天出現停堆事故。彭士祿拍板，拆除了9個安全信號燈中冗余的4個。他說，過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

　　8月30日，模式堆提升至滿功率，運行成功。12月26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

　　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原總設計師黃士鑒說，當時處于“文化大革命”期間，只有彭士祿這樣的人才敢這樣做。那時你沒錯還把你當反革命抓呢，彭士祿是彭湃之子、根正苗紅的烈士子弟，因此敢說自己“沒有尾巴好抓、沒有頭發好揪”。“工程問題太復雜了，意見不一，一定要有一個負責人，敢于決斷。沒有彭士祿的拍板，好多工程是推動不了的。”黃士鑒說。

　　在大亞灣“趟渾水”

　　1982年，彭士祿當選為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翌年，他從核工業部調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總工程師，南下廣東大亞灣，出任廣東省核電站建設指揮部指揮長。

　　他對帶去的昝云龍等10名技術骨干說，我們要做三年和尚，還要經歷八年抗戰，希望大家好自為之，不要犯政治錯誤、經濟錯誤和生活錯誤啊。

　　1983年6月，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籌建辦成立，彭士祿擔任主任，昝云龍擔任常務副主任。9月，國務院成立核電領導小組，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任組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黃毅誠任副組長，彭士祿是11名小組成員之一。

　　改革開放初期，迅猛發展的廣東省遇到了電力緊缺這一瓶頸，每周只能“停三開四”，因此對建核電站寄以厚望。

　　彭士祿感嘆，當時凡是需要廣東方面配合的，廣東都做得非常齊全周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在病中送了彭士祿四個“千萬”（千言萬語、千難萬險、千辛萬苦、千方百計）的殷殷囑托，主管副省長葉選平全力配合。籌建指揮部從廣州遷至深圳的蛇口工業區后，袁庚將自己的辦公室讓出來給彭士祿使用。

　　廣東電力局經過初步選址，勘察了4個地點，彭士祿考察權衡后，敲定了大亞灣。深圳市用最便宜的價格，劃了一大片地給大亞灣核電站作為建設用地。

　　彭士祿等去法國考察后，因法國與中國關系較為友好、堆型豐富、運行也比較穩定，決定采用法國的M310堆型。

　　一位美國友人不解地問彭士祿，全世界能搞核潛艇的國家都能搞核電站，你們為什么還引進法國的核電站呢？彭士祿打了個比喻說，中國的乒乓球打得好，但足球就是踢不出去。核電廠的科研和設計中國都能做，就是大設備國內造不出來。

　　彭士祿攻讀了國際原子能機構出版的《核電站投標經濟評價》等文獻。他不僅從書本中學，還在宴會、閑聊等各種場合向外國人學。很快他就入了經濟學的門，提出了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并為投資和進度控制建立了數學模型。

　　一位經濟學家說，彭士祿有一招，讓學經濟的人感到驚訝。他堅信宇宙是和諧的，凡成系統的，各部分之間必有比例關系。他從與各國投資者的交談中，東一句西一句地問到了核電站各系統的價格比例，再參考一些資料，把比例關系的數學模型建立起來了。這樣，只要算出一個子系統的基礎價格，其他系統的基礎價就估算出來了，大大簡化了計算量。

　　經過自己的計算，彭士祿告訴大家，大亞灣耽誤一天工期，會損失100萬美元。他說，過去我們搞核潛艇是國家撥款，不用還債，利率等于零，“大鍋飯工程的定義就是利率等于零的工程”。現在建商業性核電站，籌建工作不能等、不能慢，要快馬加鞭。這個“時間等于金錢”的概念提出后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人給他貼上搞資本主義的標簽，但他還是力排眾議，說干就干。

　　廣東方面提出，與香港合作建設核電站。1984年初，時任水電部核電局局長潘燕生南下深圳，參與談判。

　　彭士祿主持了與香港中華電力公司的談判，確定雙方合資成立合營公司，其中內地控股75％，港方持股25％。

　　1984年5月前后，經與廣東省協商，通過高層決策，水電部內部發文，推薦彭士祿擔任合營公司董事長，廣東電力局局長陳港擔任副董事長，潘燕生擔任總經理。

　　為了不延誤工期，彭士祿在此前的3月15日就宣布核電站開工。潘燕生去現場宣布時，連記者都沒有，開工儀式也沒有邀請任何領導，也沒有報告水電部部長錢正英，事后在報紙發了一個很小的消息。

　　潘燕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各方關系復雜，建設大亞灣核電站存在很多干擾，但彭士祿非常自信，也很堅定，壓力再大也胸有成竹。“他是一位敢定事的領導，能排除外部干擾，真正按市場經濟和技術根據來做定奪，我這個總經理當得很舒暢。”

　　昝云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慣例一般都主張大股東說了算，但彭士祿堅持重大問題決策必須取得雙方一致意見。很多人對此不解，彭士祿說，香港方面盡管是小股東，但它提供了市場，并且有豐富的經驗。改革開放初期內地對國際市場了解不夠，如果是一方說了算，那就很可能出問題。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決定是非常明智的。

　　談判還在進行期間，彭士祿就“先入為主”。在決定征地后，還沒有批準現場準備，他就通過招標，搞了“四通一平”工程。

　　彭士祿對移民工作沒有經驗，但他堅持兩條：一是按政策辦事，二是該給移民的一點不能少。拆遷中，由村民們自己選擇搬遷地點，為每戶蓋兩層樓，連帶墳墓一起遷移，樹木賠償之類都在一年內完成。征地沒有遺留任何問題。

　　昝云龍說，除了“四通一平”，彭士祿主張與法國電力公司簽工程前期服務合同、用不到100萬美元與三個顧問公司簽訂顧問服務合同、對大項目的招評定標進行評估等做法也都曾被詬病，但也都被后來的事實證明為正確的。

　　潘燕生說，彭士祿按市場經濟思維辦事，并不事事向上匯報。談判期間，由于彭士祿人脈較廣，香港方面也了解他的身份，對他很買賬，很多人都希望能參與這個項目。

　　一次，經人介紹，約旦一家公司表示愿意為中方購買設備提供7.5億美元貸款，貸款條件也很優惠。由于當時核電站建設資金還未落實，彭士祿在全聚德的飯桌上當場簽了第一筆3億美元的協議。

　　然而，這一過程是不符合程序規定的。協議簽署后，約旦代表立刻飛到北京準備談進一步合作，此時彭士祿尚未來得及上報。協議要求中國銀行擔保，中行毫不知情，向上匯報。國務院領導召集錢正英、潘燕生等人去中南海開會，叫停了這一項目。彭士祿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會后，潘燕生去香港銷號，叫停了這筆貸款，并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做了澄清。這次風波沒有影響項目的進展，但彭士祿的工作受到了影響。

　　1984年10月前后，廣東當地一位記者寫了一份材料，列出了彭士祿在廣核籌建辦工作中的一些失誤，陳述他不適合擔任合營公司董事長，不具備領導核電的能力。這封信以中方五名負責人聯名的名義送到潘燕生手上，潘燕生不認可信中內容，沒有在信上簽字，但信還是送了上去。

　　此后，中央領導找潘燕生談話，明確彭士祿不在時由潘燕生全面負責廣核籌建辦工作。不久，彭士祿被調離廣東第一線，回水電部主持核電工作。

　　1985年1月18日合營合同簽訂，原湖北省委副書記王全國出任合營公司董事長，潘燕生任總經理，昝云龍任總經理助理。

　　昝云龍說，一開始整個大亞灣核電站工程都是一片“沼澤地”，由于彭士祿在初期的探索中趟了很多“渾水”，等于為后來的工程排了雷，為大亞灣的后續發展構筑了很好的基礎。

　　彭士祿依然一心牽掛著大亞灣。1986年，受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件影響，香港百萬人簽名并游行，反對建核電站。彭士祿因公赴港時，大批記者包圍他提問：“核電站會不會爆炸？”彭士祿說：“原子彈里的鈾含量高達90％以上，好比酒精；核電站里的鈾含量約為3％，好比啤酒。酒精用火一點就燃，而啤酒是點不燃的。”

　　這個經典比喻是彭士祿的杰作。1970年陸上模式堆啟堆前，他被軍管會從試驗場緊急召回，回答人們“模式堆出事的話會不會爆炸”的質疑。好酒的他突然福至心靈，想出了這個妙喻。

　　這個比喻在不同場合中被多次引用，此后香港媒體的報道傾向開始轉變，反核風波最終平息。這場普核活動成為教科書級別的危機公關案例。

　　“我們是真投標”

　　1986年，核電主管部門從水電部轉移到核工業部，彭士祿也從水電部副部長改任核工業部總工程師，擔任秦山二期核電站董事長，負責籌建工作，潘燕生擔任副董事長。

　　秦山二期核電站最初決定引進，但與日本、德國談了一年多仍沒有結果。彭士祿給國務院領導寫信，提出“以我為主、中外合作”的方針，被中央采納，成為以后指導中國核電發展的主導方針。秦山核電站也成為了中國自行設計、建造和運營管理的第一座壓水堆核電站。

　　潘燕生說，秦山二期核電站主要是技術人員當家，建設工作比大亞灣核電站要順利得多。

　　秦山二期兩臺60萬千瓦機組要148億元人民幣投資。當時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剛剛軍轉民，經濟實力很薄弱，要投資就得靠國家支持。而國家明確告知，沒那么多錢，需要自籌資金。

　　當時部分國有企業已經開始搞集資和股份制，彭士祿也想用這種形式募集資金。他把有意投資核電的省市及國家有關部門領導都請到秦山來座談，并承諾：大家只要來投資，將來核電廠發電了，一定以最優惠的價格賣電，同時每年還能分得股份紅利。大家都表示感興趣，但卻都說有困難，拿不出那么多錢。

　　彭士祿提出了一對一說服的“單兵教練法”，領著一班人一個星期內馬不停蹄地跑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蘇省和上海市，一一說服了這三省一市投資。

　　安徽省在三省一市中最窮，但沖著彭士祿最后也同意參股1％。近30年過去后，安徽省哀嘆：“我們吃了大虧了！如果早知道核電發展這么好，當初我們再窮也要投資到5％以上啊!”

　　那時《公司法》還沒出臺，但彭士祿率先引入工程“三制”，即業主負責制、招投標制和工程監理制，得到了中央的認可和支持。結果，秦山二期概算資金沒有超，工程建設進度提前，特別是秦山二期3號機組，提前了5個月發電。

　　彭士祿（中）在秦山二期工地現場

　　引入招投標制在當時遇到很大阻力。按計劃經濟時期的通行做法，很多人主張設備應定點生產，爭論得很厲害。最后，彭士祿堅持設計和設備全都要實行招投標制。時任國家計委主任黃毅誠也很支持，并且強調要公開投標，而不是假投標。

　　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原院辦秘書科科長郭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70年中國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下水后，由于缺乏業務，該院（由909基地遷入成都，1991年改名為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以下簡稱核動力院）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低谷期，因此上上下下對這次招標十分重視。他們當時投的是三標段，也就是核心部分的反應堆及一回路主系統。大家夜以繼日地做方案，還派出了20多人的隊伍去北京。

　　可是招標會前，核動力院聽到風聲：即使核動力院中了標，也不會真的獲得這個項目。

　　據說，有上級單位希望由上海一家核電設計院來承擔這個任務。因為當時普遍認為，核動力院是做核潛艇的，就做好你的核潛艇就行了，別到核電這個市場來。

　　得知消息的彭士祿向核動力院保證：“我們是真投標，希望你們回去認真準備。”核動力院參與投標的專家曾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本來沒有什么信心了，如果沒有彭士祿那一句話，可能相當一部分人就要打退堂鼓了。

　　最后投標的結果，核動力院分數大幅領先。即便彭士祿自己手中的5分投給其他單位，也依然是第一。由此，核動力院踏上了軍民結合、高速發展的道路。

　　“酒圣”

　　第一艘核潛艇下水后，深山中的909基地又運行了十年。郭勇說，他是1975年來到909基地，成為中央控制室一名操縱員的。基地有很多彭士祿的崇拜者，按現在的話講就是“鐵桿粉絲”。每當他凌晨值班犯困時，他們就會給他講“彭拍板”的各種逸聞趣事。

　　有一次，彭士祿請了裘懌春等幾位單身在基地的小伙子來家吃餃子。吃飯前，夫人馬淑英手抓一把筷子擺上桌，裘懌春就在這一瞬間受到啟發，有了解決反應堆控制問題的靈感，后來這個發明就叫“束棒控制”。

　　由于愛好文學，郭勇被模式堆室推薦去參加國防科工委神劍學會組織的“兩彈一艇”報告文學項目。當時，彭士祿已從核工業部調到水利電力部，擔任副部長兼總工程師。在時任核工業部辦公廳主任李鷹翔的幫助下，1982年元旦的第二天，郭勇早早趕到北廣路1號水電部大樓，見到了彭士祿。

　　他記得，彭士祿個子不高，穿著一身西服，滿臉笑容地接待了他，并向自己的秘書介紹：“這位是模式堆的戰友！是四川老家來的人！我習慣把待了幾年的909基地稱為老家。有朋自老家來，不亦樂乎！”

　　郭勇遞上了準備好的30多條提綱，彭士祿笑呵呵地接過去，說老家人布置作業了，自己要好好準備一下，4號早上來接他。

　　4號早晨，彭士祿親自坐著車來，把郭勇接到家中，操著廣味普通話，跟他談了6個小時，還留他“喝點小酒，擺擺龍門陣”。

　　這次采訪的第二天，彭士祿就南下廣東大亞灣了。

　　郭勇再次見到彭士祿，是1989年夏天參加編寫《中國核軍事工業歷史叢書：潛艇核動力裝置卷》，去北京密云水庫水電部招待所請彭士祿審稿時。該卷審了3天，那次的交流更多。

　　他記得，一起散步時，趙仁愷笑著對彭士祿說：“滿功率運行沒有你頂天立地的拍板，還不知要拖到何時。”彭士祿也笑著說：“現在想起還真有點后怕！”趙仁愷說：“彭總敢于拍板，也是當時環境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但拍板成績按三七開的話，彭總應該是成功的！”

　　退休后很多年里，彭士祿仍然以顧問身份在中核集團自己的辦公室里演算畫圖，直到身體情況再也不允許。

　　在北京海淀區甘家口的家中，彭士祿要靠老伴的攙扶在屋內走動。他喜歡在午后沏一壺普洱茶，點一支煙。每當家中來客，他總是以酒代茶。因為喜歡喝酒，他獲得了酒友們頒發的“酒圣”榮譽證書。住院時，為了不被查房的護士發現，他還把啤酒藏在被窩里。

　　2018年7月24日下午，原首艇主機兵程文兆、反應堆一回路操縱員李善昌和輻射劑量監測員劉潔清代表第一代核潛艇艇員，前往北京協和醫院探望彭士祿，贈送了他一艘首艇的模型。彭士祿戴著吸氧面罩，和三位老兵一同對著鏡頭敬了個軍禮。

　　60多年前在909基地時，這幾位老兵每天在工地都可以看到彭士祿。彭士祿給他們上課，講授核物理、熱工水力、高等數學、化學、電子學、輻射防護等幾十門學科，課后再實操、模擬演練。

　　女兒常來醫院看彭士祿，有時還帶客人來，每次探視完了，他總是坐著輪椅堅持送客人到電梯口，等客人上了電梯后，他沖著人們揮手， 有時還調皮地跟女兒說“See you tomorrow”， 最后還來一個飛吻。這是他跟女兒之間特有的互動。

　　他在醫院里獲得了許多新的綽號：彭老乖、彭老賴、彭老帥、彭老六、老頑童……他告訴來訪的《彭士祿傳》作者楊新英，自己最不喜歡別人稱他“中國核潛艇之父”，最喜歡別人稱呼他“彭大哥”。（記者 宋春丹 鮑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