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故事

　　“在中國談核電繞不開秦山，在秦山談核電不能不提趙宏”，這是中國核電圈子里的一句口頭禪。18歲開始，從內蒙古無垠沙漠到西北茫茫戈壁，從大西南山溝到杭州灣海濱，趙宏從一個工地轉戰到另一個工地，其足跡踏遍祖國的大江南北。他兌現了自己年輕時立下誓言：“哪里需要建設我就去哪里。”

　　趙宏，中國共產黨員，核工業功勛。從事建筑行業50余年，先后在市政建設、鋼鐵工業、核燃料系統、核電站、石化工業建設等諸多領域做出杰出成就。他參與和主持的部分國內外矚目的大型項目，已被載入史冊。以核工業部副部長身份兼任秦山核電總經理，從運籌帷幄的指揮者到具體執行者，從經歷核電建設初期的溝溝坎坎，到迎來中國核電的大發展，趙宏可以說是新中國核工業發展特別是核電建設歷史的最忠實見證者和參與者。

　　“技校”出身的土木工程師

　　1933年，趙宏出生于一個北京平民家庭。他的父親是舊社會一名普通印刷工人，家境并不寬裕。晚年時，趙宏還曾向家人提起他的童年趣事：把咸菜塞進窩頭眼兒里當干糧，與哥哥一起從國子監街出發，步行大半天去頤和園游玩。

　　由于家境貧寒，趙宏失去了升入高中、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1948年秋，年僅15歲的趙宏進入北京工業學校（今北京建筑工程學院）學習“土木工程”專業。當時，作為“窮人家”的孩子，趙宏的想法很樸素：一方面，這所學校包食宿，能減輕家庭負擔；另一方面，能在這所建筑類職業學校學一門手藝，早些掙錢貼補家用。

　　事實上，當時北京工業學校的師資力量很強。該校從清華、北大等名校請來了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教師，為學生講授基礎知識和制圖學、力學、房屋構造學、測繪學等專業知識。學校良好的學風和教師們嚴謹的治學態度深深地感染了趙宏。在這所學校，趙宏學到了扎實的建筑行業的基礎知識，并且養成了熱愛學習的好習慣。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1年，正值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家百廢待興之時，趙宏學成畢業。1951年至1954年，趙宏在北京建設局擔任技術員，從事小型道路、橋梁修建工作。

　　在此期間，北京市政府決定將天安門金水橋南側300~400米長的一段長安街由柏油路改造成石頭路面。趙宏恰好負責該工程的組織管理。直到今天，這段長安街依然基本保留著當年改造后的樣式。

　　1955年8月，趙宏被派往蘇聯克里沃羅格鋼鐵企業實習，具體工作是土建工程施工。留學期間，趙宏學到了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拓寬了視野。更可貴的是，他實踐中掌握了大型基建項目的工地管理經驗，為今后參與一系列重大工程管理夯實了基礎。

　　趙宏回國后，組織上想重新分配他到重工業部建筑研究院工作。但作為一個從舊中國走過來的中國人，趙宏格外珍惜眼前的嶄新生活，他迫不及待地要發揮自己在工地管理方面的特長，為新中國建設出力。于是，趙宏與幾名蘇聯留學的同學一起找到重工業部領導，鄭重表示：“我們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6年9月，趙宏被派到剛開工的包頭鋼鐵公司工地，擔任第二工程公司的一個工地主任。那時包鋼的基礎生活設施很不完善，生活條件異常艱苦。但這絲毫沒有減弱趙宏的工作熱情，在包鋼他逐漸成長為一名真正的工程師。

　　上世紀50年代二機部成立后，從各兄弟部門抽調了一批精兵強將。1959年4月，趙宏被奉命調到西北參與建設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四0四廠）。從此，趙宏開始了與中國核工業的不解之緣。經過整整10年奮斗，四〇四廠基本建成，但由于國際環境惡化，中國核工業又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1970年4月，趙宏進入四川北部大山里，參與建設了八二一廠，擔任工程處主任職務。

　　“出了什么問題拿你是問！”

　　▲ 秦山開工后，趙宏（右）陪同時任

　　浙江省委書記鐵瑛（左）視察施工現場

　　1982年4月，趙宏被任命為核工業部副部長。1985年，中國第一座自己設計建造的秦山核電正式開工。不久，趙宏受國務院的指派，兼任該項目的總負責人。由于缺乏經驗和技術積累，且國內尚無完整的民用核設施質保體系，1986年秦山核電站在建設中就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又被一些不了解真實情況的人夸大，并被直接反映到高層，中央高度重視。更不幸的是，就在同一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嚴重事故，這也直接導致秦山核電站的建設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對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非常慎重，成立了級別很高的檢查組去秦山調查。

　　1987年春節前夕，正在北京南禮士路核工業部招待所參加春節團拜會的趙宏被緊急召喚到中南海去參加會議。會上宣讀了調查組的專家們的一致意見：秦山核電站建設工程整體質量合格，但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必須嚴肅對待，認真解決。

　　會議結束后，李鵬叫住趙宏說：“趙宏同志，你是搞基建工作的，對現場比較熟悉，你去兼任秦山核電公司的總經理吧，好好抓一抓這個項目。”但李鵬最后的那句話卻讓趙宏如雷貫耳：“出了什么問題可拿你是問啊！”由國務院領導同志親自指名道姓任命一個副部級領導去到一個基層單位擔任總經理，這在那個年代也并不多見。

　　1987年，國務院下發了（1987）15號文件，任命趙宏兼任秦山核電公司總經理。1987年3月2日，核工業部黨組根據國務院文件精神決定成立核工業部秦山核電公司，任命趙宏兼任秦山核電公司總經理，秦山核電公司實行總經理負責制，趙宏對秦山核電的建設和運行負全部責任。

　　當時留給趙宏的只有一條路可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這個歷史責任由我來負！”

　　▲ 1986年3月20日，趙宏在秦山核電建設工地檢查指導工作

　　盡管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但趙宏一聲不吭地將如山重任攬在肩上，立即奔赴秦山核電建設現場。此時的秦山已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一個個檢查組涌入秦山，對工程質量展開全面檢查。有關科研單位、大專院校的專家教授們僅針對設計就提出了1400多個問題，由設計者對其進行答辯，反反復復歷時10個月之久。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為穩定手下幾千名員工的“軍心”，趙宏曾在施工現場對那些懷有質疑的人大聲承諾：“如果秦山核電站不能安全運行，這個歷史責任由我來負！”

　　在應對質疑的同時，趙宏也在思索如何將秦山核電施工納入正軌。趙宏晚年在接受采訪時回憶：“我到秦山后，首先認識到工程與國際接軌不夠。盡管我們之前已在核工程方面有了豐富經驗，但搞核電還是有區別的，必須要有一套國際上認可的質保體系。”他認為，“解決以前存在的問題只能‘治標’，要想‘治本’必須要建起一道捍衛工程質量的鋼鐵防線，阻止問題發生。”

　　很快，趙宏就和同志們一起按照國家法規著手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質量保證體系：設計、設備、施工都必須有經過批準的完整的質保大綱和細則；參與人員必須有資質；使用材料必須合格；各項工作都有可追溯性并設立專門人員及時監督，最后按項目一項項進行驗收……層層監督、環環相扣，確保工程質量合乎要求。

　　在工程質量上，趙宏從來沒有任何妥協。被懷疑存在質量問題的工程，有的返工，有的重新做實驗，并加強與國際間合作交流，重新審查，增加安全系統的安全系數。趙宏曾在大會上強調：“質量沒有保證，付出再多努力也白搭。所有一切都按程序辦，出了問題，決不姑息！”事后，趙宏總結道：“如果當年秦山核電的建造不與國際接軌，不建立嚴格的質保體系，那是建不成的。即使建成了也不會被認可。”

　　經過一系列整治，秦山核電建設于1987年10月后步入了正軌。

　　“最艱難，也最出彩”

　　▲ 趙宏（左2)、歐陽予（左3）、陳曝之（中）在秦山施工現場

　　由于工作原因，趙宏與家人聚少離多。在兒子趙一兵的記憶里，直到1977年趙宏被調到二機部機關后，父子倆相處時間才真正多起來。據趙一兵回憶：“我父親總是教育我：‘做人要正派。’現實中他也是這么以身作則的。生活中，我能真切感受到我父親身上兩個最可貴的品質，那就是‘無私’和‘負責’。”

　　趙一兵說：“我父親干工作所有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把工程建得最好。為此，他從不考慮自己的得失與個人前途。”同時，幾十年在基層摸爬滾打的工作經歷，讓趙宏養成了敢作敢為、絕不推卸責任的作風。熟悉趙宏的人都知道他有句口頭禪：“出了問題我負責！”每當秦山工地遇到困難，他都挺身而出，擋住各方的壓力。

　　當時，從美國一家公司進口的阻尼器被美國海關扣押，不允許運往中國。趙宏當機立斷拍板：“我們自行研制。”后來，從德國進口的主泵運到現場后才發現尺寸并不合適。德方提出返廠修理，但運回去誰知道會不會成為“又一個阻尼器”？在爭議聲中，文件拿給趙宏簽字。考慮到質量第一，他果斷決定“送回去請德方檢修”。所幸德方履行了諾言，按時修好送回中國。在秦山核電一期建設過程中究竟跨越了多少個坎兒，身為總經理的趙宏在關鍵時刻又究竟拍了多少次板，具體數字已沒有人能記得清。

　　1989年4月，應中國邀請，國際原子能機構派了來自8個國家（包括美國、法國等）的11位核專家對秦山核電一期工程質量進行安全評估。專家們經過3個月認真檢查，最后向我國政府報告：質量是令人滿意的，沒有任何安全問題，預期它是高質量的核電站。

　　▲ 趙宏在《秦山核電站》郵票首發儀式上

　　1991年12月15日，在國內外的懷疑目光中，秦山核電正式并網發電。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提筆寫出“國之光榮”四個大字。

　　時隔多年，退休后的趙宏對家人總結自己一生從事建筑業、半個多世紀所參與的眾多重大工程，感慨道：“這些工程里，我覺得還是秦山核電一期工程最艱難，但是也最‘出彩’。秦山一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給中國核電的建造和運行開了路。我去世后，你們要把我的骨灰埋在秦山。”

　　堅決支持“走出去”第一步

　　中國大陸核電實現零的突破僅僅15天后，中巴兩國在北京就簽定了以秦山核電為參考，合作建設巴基斯坦恰希瑪核電站的協議。恰希瑪項目是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出口商用核電站，是當時我國最大的高科技成套出口項目。

　　因為是“第一次吃螃蟹”，中方毫無對外出口商用核電站的經驗。趙宏事后回憶，當時在核工業部內部關于向巴出口核電的問題仍存在很大爭議。當時中方為恰希瑪核電一號機組（C1項目）向巴方的要價是5.6億美元，矛盾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巴方是否有足夠的償付能力；二是向巴方的要價是否偏低。此外，出口核電不僅僅是一個巨大的系統技術工程，同時牽涉到國際地緣政治，變數極大。但趙宏與時任核工業部副部長陳肇博等人一起，力排眾議，堅決主張中國核工業要邁出這“第一步”。

　　1993年，趙宏代表中國方面任恰希瑪項目的總負責人。同年8月1日，C1項目開工。從秦山核電建設現場回到北京的趙宏，未曾卸甲稍息，又立刻催馬上陣趕赴巴基斯坦。經過8年時間，趙宏30余次往來于中巴之間，在恰希瑪核電現場長則數月，短則幾天。他帶領中國項目組高質量地完成了工程，受到巴方贊譽。2000年6月，C1項目首次并網發電，被時任國家總理朱镕基譽為“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

　　事實上，伴隨著核工業第二次創業，中核集團從1987年就開始承建阿爾及利亞15兆瓦重水研究堆項目，打響了中國民用核技術出口的“第一炮”。當時，趙宏也是該項目出口的大力倡導者。在對外“走出去”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迫在眉睫，即中國核工業缺乏獨立的對外法人主體。因此，趙宏等人又建議并牽頭組織成立了如今的中國中原對外工程有限公司，使中國核工業“走出去”又一次邁上了正軌。

　　回首過去，幾十年的實踐證明，趙宏等人當年的意見是正確的，可以說，他們在中國核工業成功邁出“走出去”的第一步的貢獻上，功不可沒。

　　兩次手術治療嚴重頸椎增生

　　任秦山核電公司總經理時，趙宏已經50多歲。在工程現場，他依然是當年那位帶著基建隊伍轉戰大江南北的闖將。他在工地每天要上下攀爬相當于幾十層樓的臺階。一個電話呼叫，他就奔進18米高的主控室或深達10米的地下室研究解決問題。工地上的干部職工都被他這種工作熱情所感染，大家的士氣空前高漲。但是當秦山核電開始向“并網發電”做最后沖刺時，趙宏卻發現自己的身體在高強度的操勞中一點點垮了下來。

　　趙宏首次意識到身體出了問題是1991年夏天，當時他正在浙江莫干山開秦山核電站的建設總結會。散會后，他竟然在平地上就滑倒了，導致骨折。骨折容易治，但經過幾次醫院檢查后，才確認是頸椎出了問題——嚴重的增生壓迫了中樞神經，需要及時進行手術，如果情況不斷惡化就會有癱瘓的危險。

　　當時秦山核電已進入調試階段，事務非常繁忙，趙宏選擇繼續堅持工作。但是在工地連續跌倒幾次之后，他不得已在1992年和1993年，先后接受了兩次大手術。這兩次手術風險較大，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高位截癱。為了今后的工作，趙宏對手術寄予極大希望，很好地配合醫生治療。由于手術進行得很順利，康復后的趙宏又繼續馳騁在核電建設的現場。

　　喝酒最愛“五糧液”

　　早年參與四〇四廠建設，由于嘉峪關屬于“第十二類”最艱苦地區，趙宏每月除工資外能拿到較高的補貼。為此，趙宏還曾向家人開玩笑：“我一個月能掙40瓶茅臺呢。（茅臺當時約4元/瓶）”在工作之余，趙宏偶爾也自斟自飲解個乏。實際上在眾多白酒里，趙宏更偏愛“五糧液”，這個喜好一直跟隨了他后半生。1977年，趙宏調回北京工作后，晚上回家吃飯隔三差五就自斟自飲來兩盅。他每次也不多喝，大約二兩左右。

　　2008年之后，趙宏卸甲歸田在家過上了有規律的退休生活。他有個愛好就是逛街，西單、東單、王府井等北京著名商業街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逛街之余，趙宏也愛帶著老伴兒下館子。但他對飯菜口味沒有特殊要求，嘗鮮和開心最重要。

　　如今，已年近九旬趙宏依然關心著核工業發展。由于趙一兵后來也在核工業建設領域工作，父子倆算是“同行”，聊起來很有共同語言。趙一兵說：“我父親經常向我問起各項目進展情況，從工地管理到矛盾問題的解決，他了解得很細致。有時候，他也向我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議。我能感受到老核工業人的一顆赤子之心。”

　　(中國核工業)